因为感染新冠引起并发症，钢琴家傅聪昨日去世了，享年86岁。知道傅聪这个名字的人应该大都已过中年了吧。说起华人钢琴家，更多的人应该只知道朗朗了。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傅聪的消息了，昨天在一些纪念文章上才看到了老年傅聪的照片：
但我对傅聪的记忆还停留在这张图片里：
今天看到很多纪念傅聪的文章，大多谈到了两点：一说傅聪是那个时代中国最伟大的钢琴家。二说傅聪是傅雷的儿子，著名的《傅雷家书》就是傅雷写给在波兰留学的傅聪的信。
[url=]Piano Concerto No.2 In F Minor, Op.21 (3)傅聪 - 肖邦:钢琴协奏曲No.1,2[/url]
这是傅聪弹奏的钢琴曲
想必没有多少人听过傅聪弹钢琴，傅聪是老一辈的钢琴家，而且生活在海外。《傅雷家书》在1980年代我读中学的时候曾经风行过，后来就淡了。我觉得应该是社会的价值观改变了。关于《傅雷家书》，曹可凡在一篇文章记述了傅聪60多岁时说过的一句话：“唉，每个人见到我都要说《傅雷家书》，好像我老也长不大。其实，我也是望七之人，离开《傅雷家书》已经很久了……”
不过很少有纪念文章提到当年傅聪出走英国的事，他又是怎样加入英国国籍的。
查阅了一下资料：傅聪生于1934年，从小学习钢琴，父亲傅雷对他极其严厉。傅聪19岁的时候代表中国参加罗马尼亚举行的钢琴比赛。1955年，傅聪应邀前往波兰华沙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并获得了第三名和“玛祖卡”奖，成为首位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钢琴家。他被称为“钢琴诗人”。
1955年至1958年，傅聪在波兰留学。
网图：年轻的傅聪
1958年，父亲傅雷被划为“右派分子”。留学中的傅聪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被召回国内接受批评，在作出检查后又被允许回到波兰留学。1958年底，傅聪在波兰毕业，他没有选择回国，而是飞往了英国，成为一名当时的“叛国者”。
“出走”与“叛逃”都是离开前往他国的意思，但这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中文表述。
傅聪出走一事当年在西方还是很轰动的，他毕竟算是新中国在国际获奖的第一个音乐家。傅聪在1959年在伦敦曾经发表公开声明：一、不加入英国国籍，二、不去台湾，三、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
但因持有中国护照去各国演出太不方便，后来傅聪还是选择加入了英国国籍。
1958年回国受批评写检查之后，傅聪便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傅雷，傅雷家书也中断了很久。1979年，傅聪在出走20年后才得以回国参加傅雷夫妇的追悼会。
而傅雷夫妇则在1966年9月2日夜里自杀身亡。
以下是我2018年6月在前往兰州的高铁上写的纪念翻译家傅雷的文章：
傅雷之死，不欠这世界任何东西
网图：傅雷夫妇在上海家中
讲中国当代翻译史，必然要讲到傅雷，他是中国法语翻译的大师级人物，翻译了包括巴尔扎克15部作品在内的诸多法语名著。我中学的时候读过《傅雷家书》，这是他自己最出名的作品，但我已经记不得了家书的内容了。说实话，中学时的我根本体会不了书中表达的父子之情。上大学的时候也读过他的译作《约翰·克里斯朵夫》，但现在已经忘记了小说的情节。
一个人的知识储存是有限的，而且会不断更新。
傅雷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人。在动笔翻译之前，会“熟读原著，不厌求详”，把原著吃透，把握原著的精神和风格。他曾告诫青年译者，“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绝不动笔”。只有真正吃透了原著，才能译出神似的作品来。这样翻译精神在当下求速度和利润的商业化翻译时代是很难做到的，也是机器翻译无法取代的。
傅雷又是一个极度求真、不善于伪装自己的人。他脾气很坏，与人很难相处。他是学术上的成功者，也是人际关系上的失败者。他可以因为对译文的不同见解而公然得罪同行。
傅雷更是一个诚实正直、不愿苟且的人，他的信条是：真理第一，学问第一，艺术第一。
傅雷不光是一个翻译家，他一生在文学、音乐、美术理论、美学批评等领域都有建树，他的严格家教培养出儿子傅聪这样钢琴大师级人物。
但我觉得除了向学生介绍他的译作和“神似论”的翻译观之外，学生们最应该了解的是傅雷之死和他那封与文学毫无关系的遗书，这才是当下的学生们缺失的历史知识。
傅雷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的缩影，而傅雷拥有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缺少的品质：正直和优雅。
傅雷死得很悲剧：1966年9月2日，因不堪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在上海家中双双上吊自尽。但他们依然保持了优雅，留下的绝笔书里透出两个字：不欠。
叶永烈写过《铁骨傅雷》一书，详细介绍过傅雷的死：傅雷夫妇“用一块浦东土布做的被单上撕下了两个长条，打结，悬在铁窗横框上。他们在地上铺了棉胎，才放上方凳，以免把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就这样，傅雷夫妇上吊自尽于铁窗两侧”。
有画面感吗？
自尽前，傅雷夫妇写下三页遗书，还在一个小信封里装入53.50元，写明这是他们夫妻的火葬费。
傅雷夫妇的遗书
叶永烈感叹说，这样长的一篇遗书，在那样的心情之下，竟是一气呵成，“没有一个字是改过的”。
傅雷遗书全文如下：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儿媳，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读完这篇极其平静的傅雷遗书，不禁泪奔。
遗书开头那段文字浸透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对那个时代的无可奈何。“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原本是中国社会的文化精英，是愚昧落后的中国的文明火花。这些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和农村的乡绅一起被新时代清洗了。中国传统的礼义廉耻就此消失，人性中最黑暗最丑恶的基因却被全面释放出来。
而傅雷遗书中托付妻兄要做的那十三件事中，我读出了两个字：不欠。这也是我推崇的为人之道。他们详细交待的十三件后事都是关于财物的，精确到分。其中12件都是关于他人的，包括安排好跟随他们多年的保姆。而关于自己的事只有一件：留下53.30元的火葬费。
遗书的最后一句表达的是累及他人的不安之情。
什么样品性的人会在临死之时写下这样的遗书？
不欠下任何人的任何物，干干净净地离开这个尘世。傅雷夫妇真是心里很干净的人。傅雷夫妇死前把红卫兵抄完后乱七八糟的家整理干净，傅雷夫人又让女佣取来干净的衣服，然后支走女佣，坦荡离开这个欠着他们的世界。
傅雷自杀的直接原因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对他进行了长达四天三夜晚的抄家和批斗，一个生活优雅、为人正直的文化人不堪这样的凌辱，选择以死解脱。
一篇关于傅雷被批斗的文章中说：实际上，傅雷和上海音乐学院一点关系也没有，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在抄钢琴系主任家的时候发现了一封傅雷写给她的信，红卫兵们因此追踪到了傅雷的家中，要求傅雷揭发他们钢琴系的主任。傅雷不从，于是从逼供发展到了批斗，再从批斗变成了抄家。红卫兵在抄家时打开了傅雷妻姐存放的老箱子，在垫箱底的旧画报里和一面老镜子背后发现了有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像片，这个箱子不属于傅雷，傅雷也从来没有打开过这个箱子，更不知道箱子里有什么，但这成为了他有“变天”思想的证据。在当时这样混乱的情况下，傅雷不愿祸及他人，除了辩解这不是自己的东西外，至死也没有说出箱子主人的名字。
逼死傅雷夫妇的那些人，是被牺牲的一代人，也是作过恶的一代人；他们是受害者，却也是施害者；他们忠诚奉献，却又愚昧野蛮。但他们中有多少人对于自己的过去有过公开的忏悔。因为没有对那个时代的彻底反省，我们现在经常还能听到对那个时代的怀念。
1979年4月傅雷夫妇平反追悼会后
傅聪捧骨灰盒，傅敏捧遗像
讲傅雷之死的时候，还有一个小人物必须要说一说。
傅雷夫妇的遗体火化后骨灰无人敢认领。这时，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姑娘来到万国殡仪馆，声称自己是傅雷的“干女儿”，领取了傅雷夫妇的骨灰，以傅怒安（傅雷的原名）的名字，送到永安公墓存放。此后，她还匿名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反映傅雷夫妇是如何含冤离世的，反映她的身边还发生了许多类似的悲剧。
这位姑娘名叫江小燕，她与傅家毫无瓜葛，她只是傅雷作品的粉丝。她同样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中学时代她就拒绝揭发她被打成右派的老师。因为写给周恩来的那封信，她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这是当年可以要人命的罪名。
但因为涉嫌反革命，江小燕一直独身，40多岁的时候她终于考上大学。
文革之后，傅家后人不忘她当年的义举，总想找机会做些报答。她却说：“我与你们傅家毫无关系！” 。她说傅家的感谢只会使她“窘迫和难堪，并非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必须酬谢或以语言表意，处理某些事情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听其自然。”
她唯一接受的报答是收下了傅聪的一张音乐会门票。听罢傅聪的钢琴演奏后飘然离去。
依然是我欣赏的那两个字：不欠。不欠就是自尊。她和傅雷夫妇一样，都是可以用死来捍卫自尊的人。
在那个时代，自杀的中国文化名人何止傅雷一人。自由、正直、优雅地活着，是知识分子本来该有的尊严，不苟且、不媚上、不随波逐流，是知识分子本该拥有的风骨。
罗曼·罗兰在他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译）开卷的第一句话是：“真正的英雄不是没有卑贱的情操，而是永不会被卑贱所征服；真正的光明不是没有黑暗的时候，而是不会被黑暗所湮没。”
发表于 2020-12-30 07: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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