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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文学家的音乐修养
王西麟（1936年生，我国著名作曲家）
我从小热爱文学。长大以后学了音乐，但是一直对文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也不经常地和文学界朋友们谈天交往，并且很有收益。但同时我常常感到我和他们打的是单向球，就是我懂他们，而他们不懂我；就是说我懂他们的作品，也懂得他们作品的趣味、爱好和思想，但他们对我和我的艺术的理解却从来不但不对等，而且也从来不关注。时间越来越久，交往越来越多，我的失落感日益加深。同时我又有热烈的期望。我想，文学家和文化工作者无论如何都是我国民众中文化修养较高的一个群体，如果他们能更多地理解我的音乐，或者理解西古典音乐，并由他们影响所及的推广西方古典音乐，那将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啊。
在这些人中，我也见到很少几位，他们对西方古典音乐颇有研究，有些人还著书立说。我读过一些他们写的欣赏西方音乐的自己的感想的书，尽管他们的著作大部分来源于西方音乐家的论述，但他们对古典音乐的介绍仍然有很大意义。他们把这些论述加上自己的体会和发挥，有时也会有一些新鲜的独到见解，这是可贵的，虽然终究没有逃脱西方音乐论述的大范围。他们这些工作的另一个意义就是向人民宣传和普及了西方古典音乐，这对于文化交流当然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在这些人和他们的著作中，他们的知识也主要局限于西方古典音乐，最多到20世纪20年代的勋伯格为止。至于自此以后的20世纪现代音乐，大约到二战后的1950年前，他们就知之甚少了，而1950年后迄今的当代的西方音乐他们就更加知之甚少了！总的局面是越到今天越陌生，如几乎没有对李盖提、斯托可豪森、潘德列斯基、布列兹、诺诺等作曲家的介绍。这是一个重大的文化空白。
这是对外国现代音乐和当代音乐领域而言已经如此，而如果说到他们对于中国现代和当代音乐的了解，他们又是更加知之更少或者一无所知了！这些现象使我和他们交往过程中再次颇为感慨。如果他们能够了解西方和中国的现代音乐和当代作品，并通过他们来影响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作品，当然也包括我的作品，该是多么好呀。当然这种局面也在逐渐改变着，虽然很慢。
这种现象引起我久久思考，渐渐就得出了一个看法，就是中国文学家（文学界）和文化人、(文化界)的知识结构中对于西方古典音乐、西方现代音乐和中国现代音乐的缺失或空白，这是一个重大的普遍性的文化缺憾。这也就使我逐渐追溯这种现象形成的历史原因，而且只能大致从辛亥以来20世纪的新文化建立之时和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因为从此开始的中国文化结构才开始打破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才开始建立新文化。在1919年五四之前，那时的中国有文字，但是没有如同西方音乐那样的专业音乐，没有教堂音乐，没有欧洲的巴洛克音乐，也没有四重奏等室内乐团和交响乐团。五四开创和建立了白话文，但是还没有建立起新音乐。所谓的学堂乐歌也是五四前后才有的，那就是是西方音乐传入中国的最早的音乐，这就是中国新音乐的最初的起步，这是和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没有同步的。中国的历史有文字却没有西方意义的专业音乐。中国有个体的舞蹈艺术，但没有西方的芭蕾舞。中国有国画但没有西方的油画。中国有民歌、地方戏和民间器乐的散落班，但是作为西方古典音乐高峰的室内乐团交响乐团在中国是没有的。这大概和芭蕾舞和油画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先天条件的巨大不同。
此我就联想到五四前后的留学生们的文化结构，他们是最早的一批新文化代表人物。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诸位前辈先生，但是没有见到他们的著作中曾论述到音乐。五四前后的留学日本的一批代表人物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们，也没有见到他们有关西方音乐的论述和介绍，好像也没有记载他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听过日本的交响乐音乐会！因为那时的日本自己同样也还没有向德国、法国学来西方交响乐艺术，也没有建成交响乐团呢！仅有萧友梅先生从日本留学后又去德国留学，好像最早的去欧洲的留学生中，学音乐的也仅有他和王光祈二位。萧回国后在1923年建立了北大音乐传习所。这是对留日派而言。那么留学美欧的诸位先贤们又怎么样呢？我注意到留美的胡适先生、闻一多先生、罗隆基先生、章乃器先生，及留德的章伯钧先生，以及更多的留法的留学生们，都没有看到他们在西方曾经欣赏西方交响乐音乐会的记录。这里，我很注意作为前驱的鲁迅先生，可能由于他童少年时代还看过那些木刻油印的三字经、二十四孝图等古老而幼稚的的图画的原因，他对于美术、木刻曾大力提倡热情支持，但从来没有见到他对音乐艺术有什么关注和呼吁。他在上海从1927到1937的十年，上海的工部局交响乐团是活跃于中国和远东的一支最先进的代表性的交响乐艺术的团体。那时，从20到30年代，许多逃出苏俄革命的音乐家，又到30-40年代许多逃出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纳粹迫害的欧洲音乐家纷纷来到上海、哈尔宾，（哈尔滨的交响乐团最早是由俄国建立的，所谓“哈响“曾经很有影响的，但是被日俄战争后日本在哈尔滨管理，就不成气候了！）当时的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成为亚洲卓越的一支乐队，曾经演出过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大量的欧洲作曲家的代表性新作品，如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皮金的《罗马之松》，理查斯特劳斯的交响乐作品，还有西班牙作曲家法雅的作品《三角帽》、《魔法师之恋》，这些在当时都是很新鲜的现代作品，使得当时的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堪称为亚洲第一交响乐团。但是在上海的以鲁迅先生为首的左翼文艺家，如周扬们、郁达夫们，胡风们和其他的左翼进步文化人士几乎都没有关注过这些演出和这些作品。也许这是因为当时的左翼文学家和文化人当时还都是身处亭子间的贫寒青年，没钱去买音乐会票。（在此我要赶紧声明，我没有条件对此进行过考据）上述概念的来源，仅仅是我所接触到的这些作家们的作品，都几乎没有一个涉及到对这些西方交响乐作品的了解和欣赏。鲁迅先生、茅盾先生、郭沫若们，周扬们、胡风们，几乎概没能外。他们的文学作品都没有关于交响乐艺术的任何记述。
上海的这些左翼文化人们以后流散到全国各地，有的在抗战中的重庆，有的去了延安。虽然新音乐事业有一定的发展，重庆在1940年前后有了不很完全的中华交响乐团，而延安更加落后，1946年才有了更为残缺不全的交响乐队雏形，随着从延安的撤出，这支所谓的乐队也从没成过气候。由于这种现象，使得不论是重庆尤其是延安，古典音乐声势微小。可见由于五四以后古典音乐在中国起点很低，这就使得不论是国统区还是延安解放区，西方音乐的基础都十分微弱和落后。这一切都使得我国的20世纪的10年代、20年代、30年代等最先进的最具代表性的几代文学家和文化人的知识结构中，对于西方音乐的贫乏、空白、落后、无知、成为一个重大的文化缺陷。对不起，就从胡适、陈独秀等伟大先贤也大致如此。
1949年以后到50年代的上半期短短大约4-5年，老实说，这个时代才是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启蒙性的大发展时期。由于当时的政策向苏联一边倒，在五十年代我们才接触了少量的俄罗斯学派，看到了《天鹅湖》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我们见到了来自波兰、匈亚力、罗马尼亚、捷克、东德等东欧的民间音乐歌舞团，也见到了以红旗歌舞团为代表的为政治服务的音乐。（顺便说：直到现在我们军队的总政歌舞团的大合唱演出和所有的国家级的同类演出，直到去年的纪念百年辛亥的演出所有等等，还都是抄袭红旗歌舞团的样式而水平不能望其项背！）但是这个时间很短，而且由于苏俄政治的影响，我们见到的仅仅是很少的19世纪的西方古典音乐和有限的东欧民间音乐，又由于当时苏联的错误文化政策，在承认俄国古典音乐的同时，却对于西方的20世纪现代音乐又全部排斥。直到60年中苏交恶起，到文化大革命，对于所有的西方音乐，连同上述一起，统统被视为洪水猛兽，一概打倒。这就使得文革以后的一代、两代、三代文化人的知识结构中，西方音乐的空白的现象更加严重，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无意苛求我所尊敬的文学家前辈们，而在于说明对后来的几代今人们的尤其是文学人和文化人的文化结构中音乐贫乏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的大量西方文化涌入中国。但是仍然是对于西方古典音乐介绍较多，而对西方现代音乐和当代音乐的了解和介绍仍是一个极大的薄弱点。我本人1948年12岁在落后而贫穷的甘肃平凉的教会小学就学会并能使用五线谱，而今天，五十年过去，五线谱在全国普及度非常小。这种现象的产生，首先是由于文化人知识结构中音乐的缺少。
这也使我联想，西方的音乐文化的普及程度之高是我们不能想象的。西方的文学界、文化界和思想界，其中有一些是卓越的音乐家:法国的罗曼.罗兰本人是一个大音乐学家，英国的萧伯纳本人是一个卓越的音乐评论家，俄国的珀斯捷尔纳克高中时曾学过六年作曲，和列夫。托尔斯泰、契科夫一样，这些文学家他们毕生保持了对音乐的爱好和关注。在中国很出名的米兰.昆德拉本人是位修养很高的音乐家，他的《被背板的遗嘱》简直就是音乐专著！他还是位爵士乐演奏高手。在我国，我仅仅由巴金的葬礼播放的音乐是他最喜爱的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的慢乐章，才知道他是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的。1971至77年，我在山西太行山的长治地区，当时丁玲也被关押在这里，大约1972-3年，她曾把她的一套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百代公司老唱片作为处理旧物送给去探望她的一个崇拜者，这些崇拜者其中之一曾拿来这套唱片给我看，我由此才知道30年代的丁玲先生等们也是喜欢古典交响乐的。近年来我读到余华的书，才知道他在文革中，听了和读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从而熟悉了这位作曲家。这样的事情也许我知道的太少，而且事件本身也更少！但是仍然使我我感到多么欣喜！像这样酷爱西方古典音乐的文学家和文化人，在中国真是太少了！所以在我们的《光明日报》《文汇报》《南方周末》这样的大报上很少看到对于国内外音乐大事、音乐作品的评论和介绍。而《纽约时报》却经常介绍当代重要的世界交响乐作品。1994年4月，《纽约时报》用整版篇幅介绍过波兰作曲家格雷斯基（Gorecki）的《第三交响曲》，而当时我国的专业音乐界几乎对这位音乐家一无所知。当时访美的我发现了这篇文章，回国后在中国写文章介绍这位作曲家和这部重要的交响乐作品，居然是我首次。《纽约时报》以前和以后不断地发表对于当代音乐作品作曲家的介绍，早已经是该报的文化传统。我也很希望我国所有大报的编辑们的文化结构能够具有这种思维。
由文学界的代表人物们又常常和国家领导人有密切的关系的这种现象，使我联想到国家领导人的知识结构中的音乐修养的多少或有无这个从没有人涉及的领域或空白的问题。20年代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共领导的一代人中，仅仅有在巴黎的周恩来拉着朱德听过一次音乐会的记录，还是韩素音在内部出版的书中述及的；而在留苏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中，在音乐极为发达而普及的莫斯科，他们中却没有任何人有听过交响乐音乐会的记录。（不知道唯一的文化人瞿秋白是否在苏联听过音乐会？）这样的文化结构就遗留到后来的几代领导人中，也必然遗留到我国几代中央官员的文化结构中的音乐知识的极度贫乏。而在欧洲，我们看到：
英国前首相希斯居然是真正的交响乐指挥家；
1919年的波兰总统彭德列斯基是小提琴家；
俄国叶利钦总统的副总统鲁斯柯依上校是位钢琴家；
欧洲的国家领导人中的钢琴家、提琴家不乏其人。
如果把历史巨头的音乐水准相比较会很有趣：列宁很崇拜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而斯大林虽然水平很低仅仅喜欢他的格鲁吉雅民歌，但是他极为重视大作曲家并亲自组织他们创作苏联国歌；而希特勒极为崇拜瓦格纳的音乐，他居然听过《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前奏曲36次！他还多次亲自去拜罗伊特拜访瓦格纳的儿媳和二个孙子。
由于对于西方当代音乐的陌生，使得我们的文学家和文化界失去了或者关闭了认识西方文化思想和人类灵魂的一个重要文化领域、文化窗口，而且对造成这种封闭的严重后果迄今也茫然无知。我深深认为这是我国文学界文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大缺陷。因为音乐教育和对于西方现代和当代音乐的介绍、了解和研究，对于我们当前几代人，80后或者90后以及20后的思想情操、审美意识、道德观念的建设都有重要深远的意义。这些意义却常常被人们视若罔闻。
在西方的历史中，音乐家曾被教堂供养并服务于教堂，但是巴赫们仍然是受到尊重的。从离开教堂进入宫廷以后的几百年，音乐家又被皇族和宫廷供养并服务于宫廷，莫扎特的父辈还是穿着仆人的服装，但是他们同时又是宫廷和皇族的音乐教师。到了贝多芬时代艺术家脱离宫廷而独立了，但是他们仍然是公爵们的子女们的音乐教师。这些以后继承了爵位的贵族们仍然一代一代的保留了对艺术家的尊重和保护；李斯特的崇拜者就有不少公爵夫人和小姐。最突出的实例是巴伐利亚国王对瓦格纳的崇拜和巨大的财政支持。这样的文化历史中的音乐家的地位，在中国从来没有过！清朝皇族视京剧大师谭鑫培们戏子，而演员们对宫廷也自称为奴才。
我有时想：胡锦涛仅仅读过“卓雅和舒拉的故事“而为人们应为笑谈，但是可否请我国的国家领导人也把他们自己听过古典交响乐作品的记录，如同公布他们的财产同样的公布出来，由之作为对他们的文化水准的品论标准之一呢？他们听过贝多芬吗？听过肖斯塔克维奇吗？
我国文学界和文化界（和国家领导人）对于西方音乐知识结构的薄弱或空白的问题使我长期以来深感痛苦。我提出这个问题的视角和切入点可能是其他人没有接触过的，也可能会引起争议或反对。难道不能引起讨论吗？
2011年8月23日初稿
2012年12月15日改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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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26 10: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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