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汉诗和音乐的“五音”和“七音”

乐只

再谈汉诗和音乐的“五音”和“七音”

原创：乐只

汉诗和音乐，如影相随，古称“诗歌”，又曰“歌诗”，无非说明诗与歌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汉诗有五言七言，音乐有五音七音，究竟是巧合还是必然？我昔有博文《为什么音乐是七个音？》、《写诗和写歌，本质相同》、《汉诗有五言七言，音乐有五音七音》，更早有万字博文《诗与歌之关系》系列，仍感意犹未尽。

一、汉诗为何形成主流的五言和七言。

汉诗的诗句结构，可以借用音乐术语称节奏、大小连线、旋律线，有个重要特征，总是一个音步（两个字）起步，如“所谓伊人”2+2，“春眠不觉晓”2+2+1，“清明时节雨纷纷”2+2+1+2，好比人走路，迈出左脚为半步，迈出右脚又半步，左右脚加起来就是一步。一脚半步，古称“跬步”，荀子《劝学》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又很像音乐的一拍，拆分两个半拍；四分音符，拆分两个八分音符；计算时间的一秒，拆成两个半秒。如果你看到1+2起步的汉诗，不是典型的汉诗，而是楚辞、汉赋、宋词。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1+2节奏，虽然收入《唐诗三百首》“七言古诗”，其实是陈子昂模仿屈原《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诗经《月出》“舒窈纠兮”、“舒懮受兮”、“舒夭绍兮”，产生了“窈纠”、“懮受”、“夭绍”三个词，表示女子轻盈多姿曲线之貌，我以前认为，很可能我们一直搞错了，如果是2+2节奏，组词应该是“舒窈”、“舒懮”、“舒夭”。不久前，我看到《诗·小雅·渐渐之石》：“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我们白话文经常见到的词“滂沱”就出于此，难道“俾滂沱矣”是1+2+1？其实不然，仍然是2+2句式，俾滂（其雨）沱矣（好大啊）。原来，第一音步的半步和第二音步的半步也可以组词，类似音乐的切分音、切分节奏，《月出》形成的三个词“窈纠”、“懮受”、“夭绍”是可以的，我理解的“舒窈”、“舒懮”、“舒夭”也应该可以的。

我读诗经，1+2开头的诗句，印象中只有数诗，个别诗句变奏而已。而楚辞大量出现，楚辞形成汉赋，同样继承了楚辞半音步的特征。到了唐词宋词，似乎结合了诗和赋，更加丰富多彩，半音步又称“领字”、“一字逗”。

汉诗最早诗句是两个字，如上古汉诗《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其实理解为两个音步四个字也未尝不可“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尾字押入声韵。诗经是真正意义上的2+2四言诗，假如增加一个音步，变成六言；再增加一个音步，变成八言……实质是两言或者四言的叠加和轮回。何不增加半步一个字呢？亦即三言、五言、七言、九言……其实是三言五言的叠加和轮回。汉诗发展，偶数诗越来越少，原因是节奏整饬单一，总是2+2+2……，音乐中称为“拍子和节奏不分”，又像格律诗“平仄和节奏同步”，显得呆板不够灵动。不像奇数诗有半个音步，可以组成更加丰富的节奏，如五言诗可以组成2+2+1（白日依山尽）、2+1+2（好雨知时节）。事实上，诗经并不全是四言，四言为主，杂言为辅。最终，两汉以后，汉诗定格在五言和七言。四言是偶数诗句的基础，五言是奇数诗句的基础，无论如果叠加，最终还是四言、五言。如九言“木叶初下洞庭始扬波，夜光彻地翻霜照悬河”，实际上可以拆分4+5，本人所作九律《三伏喜雨》“楼前漠漠庭中飞野马，槛外纷纷隰处妥残花”，实际上是2+2+5或2+7或4+5句式。

小结：汉诗诗句以五言七言最合理，四言六言八言十言……节奏过于整饬单一，九言十一言……实际上是五言七言的轮回。五言增加半个音步，相当于音乐的“切分音”组成的切分节奏，使得诗句旋律更加丰富。楚辞、汉赋、骈体、楹联的1+2领字，也可以看作音乐的切分节奏。

二、音乐为何形成主流的五音和七音。

古人是以丝弦推演音律的，也只有丝弦是可以拨弄和量化的，而敲击物体却很难量化和计算。最容易找到的音是1/2丝弦高八度，或者增加一倍长的低八度（丝弦长度和音高成反比）。这三个八度音，实际上是一个音，是没法组成音乐的，必须在一个八度内来寻找。西洋用“五度相生”生律，寻找属音的属音，然后转位回到八度内，找到123 #4567七个音，形成大二度和小二度两个比率，是八度内比较平均合理的音高分配。

中国古人则用“三分损益”生律，丝弦“宫”一分为三，损一份生“徵”，益一份生“商”；再损一份生“羽”，益一份生“角”；又损一份生“变宫”，益一份生“变徵”。跟西洋“五度相生”一样生出七个音123 #4567，去掉偏音“变宫”“变徵”，剩下“宫商角徵羽”五个正音，八度内形成“大二度”和“小三度”两种比率，也是比较合理均匀的音高分配。有人会问，生成一种比率不是最好吗？为什么要两种？做不到！天然律只能是不平均律，两种比率是最低标准了，比率不是加减关系，是数学的比例关系，计算非常复杂，古人生律到十二个音，仍然是两种比率，仍然是不平均律。只有数学计算方法发展了，才出现十二平均律，十二个音才被人为的平均分配，幸运的是，十二平均律改变原始音高并不明显，234567六个“整容”音，还有构成的旋律音程纯四纯五度，人耳几乎听不出来，如果改变太大，也是不行的。假如五音七音，人为平均分配音高，整成一个比率，按照目前的计算器，轻而易举，但是改变太大了，商角徵羽、234567的音高将会大大改变，远离原始比率，属音“5”不是“sol”而是陌生的音高了，纯五度不仅是“狼五度”（不纯的纯五度），可能会令人不忍卒听。

为什么生律五音七音是最合理的？就是因为有最低标准的两个比率，而四音、六音、八音等偶数至少三个比率，如1256会有大二度、纯四度、小三度三个比率，不如五音七音相对平均分配音高。

有人肯定迷惑，你说五音七音最合理，中国也有六音，日本有四音，难道不合理？不也一样写歌作曲演唱吗？其实，六音、四音也是五音十二律和七音十二律中的音高，也是按照传统“三分损益”和“五度相生”推演出来的，不是凭空生律出来的。七个音中，选两个音一样可以作曲，甚至，用一个音也可以作曲，所谓没有音高变化的敲击乐，只是没有七个音高低起伏、变化丰富多彩。

三、汉诗的五言七言与音乐的五音七音有何干系？

有何干系？本质上是一回事！诗和歌、诗和曲、诗和乐是可以划等号的，无须中间谱曲环节，且听我慢慢道来。

汉字是独体单音的声调语言，跟西洋多音节、有重音无声调的拼音语言完全不同，形成了独特的汉语文化，不理解这一点，学汉语学中文根本没入门，无法理解为何有文言文、古典诗词、对仗楹联，不知道汉语“没有”语法，不懂中国为何没有发达的记谱法、没有西洋式的作曲家……太多跟西洋文化的差异，归根结底，就是汉语的独特性。单音节的汉字，其实就是音符，具有音符音高、音值两种最重要的属性。前面推演音律得知，生律找音过程是弦长比率的关系，声音的属性也是比率关系，我们读汉字，其实就是唱音符，不同汉字、不同声调之间就是一种比率音高关系，上古音有四声对五音的说法，四声汉字对应音乐的五音，四声以平（阴平、阳平）、入、上、去的顺序从低向高依次排列，声调的调值互不交叉，各有各的音高。这种音高型声调语言在唱诗时，是按照调值定音高的，然后再做微调，所以古人不仅可以见诗就唱，也可以见字就唱，不需要对音高和音值做记录，不需要简谱、五线谱之类的记谱法。

曹魏时期有个音韵学家李登写了一本字典《声类》，当时尚未发现汉语四声，更没有近代引进的汉语拼音，他如何给汉字分类？按照音乐宫、商、角、徵、羽分为五大类，这说明上古汉语就像音乐音符一样，具有相对音高，可以对应音乐五音，可以想象，汉诗是可以开口即唱的，无须谱曲。

常常看到这样的观点，诗经无疑是用来唱的，但是谱子失传了；唐宋词就是歌词，可惜谱子没有保留下来。唱歌需要谱子，那是西洋音乐，不是中国音乐。近代中国引进了简谱和五线谱，给汉语诗词谱曲，用小节线划分强弱律动，中国人以为古代音乐也是如此，殊不知中国诗词既是歌词也是歌谱，唐朝以前根本没有记谱法，既找不到流传下来的歌谱，也看不到有歌谱的典籍记录。唐宋词如此之多，如此灿烂，偏偏没有流传一首谱子，难道歌谱全部丢失？这不是很奇怪吗？怎么可能？如果说先秦诗三百谱子丢失还情有可原，毕竟时代久远；宋词有两千多个词牌、《全宋词》有1330余家、词作约 20000首，谱子也散失干干净净？答案只能是“没有谱子，直接吟唱”，有律诗就有律词，律诗可以开口唱，律词更可以开口唱。不是吗？唐宋词格律如此严谨，平仄比格律诗还要严格，句式比汉诗更加丰富，结构比格律诗更复杂，本身不就是谱子吗？不就是为了规范开口唱吗？因为诗词不用谱曲，所以也没有记谱法，有诗就有曲，无诗便无曲，没有空头作曲家，西洋那种没有歌词、创作音乐旋律的作曲家，古代中国是不存在的。一个事实是，中国流传下来的数千首古琴曲，有一半是有歌词弹唱的；没有歌词的古琴曲，也是用文字谱、减字谱创作的，实质是指法和演奏说明，不是西洋意义上的记谱法。把古琴曲翻译成西洋音乐律动的简谱，是为了方便读谱和演奏，其实失真了。说白了，严格地说，声调汉语是没法按照西洋记谱法谱曲的，两种语言文化没法统一在相同的谱曲，汉语有腔有调，西洋记谱法只能记录曲，没法记录腔，用西洋记谱法给汉语谱曲，肯定一塌糊涂，100%倒字，糟蹋汉语。加之演唱者不懂音腔调整，听到的歌词全是西洋式直音，即使演唱中国民族歌曲，不懂腔音唱法，中国味全丢了。

话说回来，汉诗五言七言是最合理的，因为存在两个半或者三个半音步，是一种不平均句式；音乐五音七音也是最合理的，因为存在两个比率的不平均律。同样的不平均，同样的音节，诗与歌（曲、乐）无缝结合，汉诗跟音乐的天然关系，也是一把双刃剑，人人轻易就能成为歌星作曲家，阻碍了中国音乐向纵深发展，这又是另外的话题了，打住。

2021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