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他是疯子，有人说他的精神处于裂变中；有人说他是海明威式的硬汉，有人说他是孤独的行者。
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好的作曲家；有人说他的音乐一钱不值。很多机构对他的态度有一种默契：“作品可以演，话不要说”。
他是作曲家王西麟，也是一个病人。
2010年，瑞士演出结束，王西麟谢幕。音乐会演奏了他的新作《钢琴协奏曲》和《喜剧的对话》。以“喜剧”命名，其实有一个沉重的主题：“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告状的逻辑在中国几千年没变。 （受访者/供图）
2011年11月19日，第五次个人专场音乐会结束，作曲家王西麟把江南春饭馆的服务员小王送回住处。
这天下午，16岁的小王有一个特别的任务，陪着75岁的作曲家走台。他在北京中山音乐堂的大厅里接人、发票、合影，她替他拎包、拿大衣——王西麟没有学生，惟一的女儿在德国求学。江南春饭馆离他家走路不到3分钟，来北京不到半年的小王是山西长治人。《太谷秧歌交响组曲》是当晚音乐会的压轴之作，太谷和长治离得不远，也是山西的一个县。
送走小王，王西麟拖着患“退形性劳损”的双腿，爬上四楼的家，等着他的是白开水就干饼子——这是他在每场音乐会后的标准食谱。这天晚上，王西麟独坐良久，白开水之外，又喝了两杯红酒。
“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建基于欧洲的先锋派。中国的作曲家和世界隔离了数十年，而王西麟能不受限于他国家的主流乐风找到自己独特的语言，他值得成为格拉维委音乐奖这样严肃奖项的得主。”十年前，当代大师波兰作曲家潘德列斯基曾这样评价王西麟的《第四交响曲》。
“这是大师的作品……充满火焰般的力量。”六年前俄罗斯作曲大师索菲亚·古柏多琳娜对《四重奏》和《铸剑二章》赞不绝口。
但“墙内开花墙外香”、“出口转内销”的成功路径，在王西麟身上并不起作用。
尽管国外乐团不断发出创作邀约，作品演到了罗马、巴塞尔、科隆、柏林、旧金山、福冈、台湾、香港……但在北京，王西麟依旧是个孤独的人，“想找个人说话都难”，最寂寞的时候，他会找出《鲁滨逊漂流记》的碟片，看另外一个孤独的人怎么过活。
《云南音诗》： 引来迟到的伯乐
2010年11月6日，48岁的苏立华在苏黎世听到巴塞尔小交响乐团奏出《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个音符，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一个作曲家用生命谱写的音乐终于可以被世人听到。”
苏立华尤其喜欢《钢琴协奏曲》的第二和第三乐章。“（第二乐章）好像黑暗中有一个人，在离他几百里以外的地方，有针眼那么大的一点亮光，给他无限期待。”第三乐章清澈明亮，钢琴以歌唱的琶音飘在乐队的叹息之上。
2010年8月25日上午，写完第三乐章的最后一个音符，王西麟流下眼泪。四个月的创作时间，好像死过一回。
迟至2008年，在古典音乐界工作多年的苏立华才知道王西麟。德国科隆室内乐团的首席黑管演奏家弗朗茨·奥利弗告诉他：你们中国有个叫王西麟的作曲家，值得关注。
在荷兰音乐频道唱片公司（Channel Classics Records）任驻华首席代表的苏立华马上搜集王西麟的资料，最容易找到的当然是在国内外演奏过几百场的《云南音诗》。一听之下，苏立华相当惊讶：一个从没去过云南，只是听了几首云南民歌的人，却把云南味道抓得那么准确。
见到王西麟，苏立华发现，这位几乎没有公开出版过唱片的作曲家创作过7部交响乐、5部交响组曲、10部交响诗、13部室内乐作品和若干声乐、器乐作品，而按他自己的标准，通俗浅显的《云南音诗》充其量只算“成名作”。王西麟请苏立华听自己8年前创作的《第四交响曲》。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音符充满整个空间，苏立华发现：当年写下《云南音诗》欢快音符的年轻人，已经变成了中国的肖斯塔科维奇。
2009年，瑞士“文化风景线艺术节”艺术总监尤里安·库依曼请苏立华为来年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艺术节推荐一位作曲家，苏立华毫不犹豫地说出了王西麟的名字。尤里安·库依曼听过王西麟作品录音、读过总谱之后，经巴塞尔小交响乐团全员投票，慎重地向王西麟发出创作邀约。
王西麟决定借这个机会，写一部钢琴协奏曲，献给自己的钢琴老师陆洪恩。这个梦他已经做了好多年。
《钢琴协奏曲》：被枪毙的恩师
1957年在上海军乐学校训练班，陆洪恩教过王西麟半年钢琴课。多年以来，除了谦和之外，王西麟对这位钢琴老师没有更深的印象。1971年，作为“内部专政人员”已经在山西炼狱八年的王西麟“串联”到上海。昔日的同学悄悄告诉他：陆洪恩被枪毙了，死的时候仪态从容，高喊“赫鲁晓夫万岁”。王西麟不敢接话，也不敢深想。
2008年，一个叫刘文忠的陌生人寄来一本陆洪恩传记。不久，王西麟接到陆洪恩长子陆于为的电话，问能不能写回忆父亲的文章。王西麟很为难：我跟陆先生接触不多，恐怕回忆不出太多，×××、×××和×××跟陆先生学过两三年，何不请他们写？
“×××”们都没有写文章。2010年，王西麟却在报上读到陈丹青的一篇短文，回忆15岁时跟几百个同学一起，在电视上看陆洪恩公审，然后跑到延安西路转角，等着刑车开过。刑车被钢板封闭，少年们不知道哪辆车中押着被击落下颌的陆洪恩——他曾冒天下之大不韪直言“工农兵应该向贝多芬学习，而不是贝多芬向工农兵学习”，也曾直抒胸臆大骂“样板戏是破烂女人搞的破烂玩意儿”。
什么样的音乐才配得上陆洪恩强大、纯净的内心？
2009年底和2010年的春夏，王西麟像一个困兽，在家中反复踱步，深夜给远在德国的女儿和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打电话，诉说创作中的焦虑、得失。
林冲是他大脑中的第一道电光石火。林冲误入白虎堂，一边被拷打一边甩着辫子唱“八十军棍打得我冲天愤恨……”他立刻跑到梅兰芳大剧院，买回一大堆京剧带子，看袁世海、李少春，看《野猪林》、《李慧娘》……
秦腔紧跟着也来了。自幼及壮，王西麟在黄河中游的陕甘晋一带生活，看过很多秦腔老戏。年幼的他对《游龙戏凤》一类贵族戏不感兴趣，偏偏对苦戏记忆犹新。
“那些遭罪的人、被陷害的人，哭腔特别厉害。”王西麟印象最深的是《走雪山》。一家人被魏忠贤所害，就剩小姐和老仆曹福，两人爬过大雪山投奔亲戚，老仆冻死了，小姐一声“老曹福……”满腔悲愤从丹田拔入云霄。在另一出戏里，忠臣面对奸臣，步步紧逼：“你……你……你……这个奸臣”，话音未落，奸臣把忠臣杀了。
这让王西麟有了主心骨：“我常想，‘风萧萧兮易水寒’当年是用什么调子唱出来的？今天的语言跟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呼喊是一样的。”
乐队排山倒海地渲染鞭打，钢琴是屈死的冤魂，中国戏曲特有的“复调”——绕弦和紧拉慢唱将两者啮合在一起。
四个月，草稿积了厚厚一叠，橡皮用掉八九块。有时他整天关机，害怕任何打搅；有时他趴在桌上睡着，被钟点工捅起来吃饭。没有钟点工的时候，十根油条、两盒凉面是他一天的伙食。
对于王西麟来讲，《钢琴协奏曲》这个毫无指向性的名字，其实有明确的靶心——创作于1970年的《黄河钢琴协奏曲》。
“黄钢协”从抗战时期广为传唱的《黄河大合唱》改编而来。“创作者做了最大但仍然有限的努力，‘黄钢协’充其量是改编，不是创作。”私下表达对“黄钢协”不屑的不乏其人：原创程度太低，肖邦、柴科夫斯基、拉赫马尼诺夫的影子随处可见。王西麟却把这话大声说出来。
创作“黄钢协”时，《黄河大合唱》的词曲作者冼星海、光未然已经被打成“文艺黑线”。协奏曲既要借鉴《大合唱》的音乐素材，又要跟原作者拉开距离，在第二乐章加入《信天游》的引子，在第四乐章加入《东方红》、《国际歌》的音乐主题。海外媒体或直说它是“可怕的音乐作品”，或揶揄是《华沙协奏曲》的“表兄”。
“‘文革’已经过去34年了，和‘语录歌’一样代表‘文革’文化的‘黄钢协’至今仍在演奏。中国音乐界40年拿不出一个新作品？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羞耻。”面对不同的听众，王西麟曾大声疾呼。人们要么沉默，要么微笑。
王西麟在下放山西雁北文工团时的留影。身后这间屋子，后来成为夜晚拷打他的地方。 （受访者/供图）
起点“匪窝”：找上门来的音乐
1949年，王西麟跟音乐结缘完全是个偶然。
那年7月，西北野战军向新疆进军，路过甘肃平凉，就地吸收“新鲜血液”。放学回家的平凉中学学生，看见传达室门口站着两个穿黄军装的男人，一个拉提琴，一个拉手风琴，很快围了一圈。王西麟去拨动乐器，他在教会小学玩过手风琴，也识五线谱，格外显眼。两位军人把他带回了兵营。
父亲王缄三当过岐山县县长、胡宗南保安处的处长。1945年，失业的王缄三流落到甘肃平凉。西北赋闲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大多聚集此地——这是王西麟在1964年“社教运动”中知道的，人们挖掘他的反动根子时经常会说“平凉是匪窝”。
“匪窝”有些小书店，王西麟经常去站读契诃夫、高尔基、巴金、胡风、碧野……哥哥是他的第一位文学老师。
在“匪窝”，父亲的营生是贩卖布匹。生意不好，傅作义的堂兄傅静斋从旁指点：何不投奔我堂弟？大家都是山西人，你又做过官……王缄三辗转到了张家口，1948年底终于找到了傅作义。有人说父亲做了县长，但王西麟认为父亲充其量是一名勤杂人员，他寄金圆券回家的信封上印着“张家口敌伪财产管理委员会”。
不久，张家口吃紧，被傅作义派去支援的嫡系35军在新保安被解放军全歼，后勤人员王缄三死在乱枪里。丧父的打击加上失恋，哥哥试图自杀，出院后沉默寡言，后来慢慢痴呆。因为家贫，王西麟也一度失学。
上过一年初中，在部队文工团算高学历，王西麟被委以拉手风琴的重任。1952年，解放军要成立军乐团。西北野战军第11师从冯玉祥旧部里招揽了一批军乐教官。很多军乐是从西方古典乐曲里来的，品质相当纯正。王西麟很快脱颖而出，当上小教员教战友乐理。1955年，解放军在北京成立中央军委军乐指挥专科学校，一个师选一个人入学，19岁的王西麟成为当然的人选。
每有空暇，他就钻进学校资料室，听贝多芬、德沃夏克、格里格……他觉得学校的水平太低。校方一边批评他“个人主义”，一边秉承“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把他送进了水平高一些的上海军乐学校。在那里，王西麟碰到了陆洪恩。
上海军乐学校只上了半年，学校解散，学员各回旧部。王西麟心有不甘：音乐学院的门槛有多高呢？开夜车写出一首《青年战士进行曲》，去投考上海音乐学院，一考即中。
1958年，王西麟是“上音”有名的积极分子。谁都知道作曲系有个穿黄军装的大个儿，劳动卖力，对学校里受旧式教育，穿高跟鞋、抹口红、上台演奏一摆一扭的教员一千个看不惯。
1960年，王西麟的姐姐被打成右派，遣送到新疆劳改，来信里字写得非常潦草，跟弟弟要红糖要草纸。
暑假，学院的两个尖子留下来学琴，不久从国外拿奖回来。王西麟自觉矮了一大截。
王西麟爱上一个钢琴系姑娘，去表白，却被对方一把推开。王西麟在公园淋了一夜雨，进校之后一直膨胀的政治优越感第一次被业务上的自卑感击败——一向被认为技术最强的钢琴系才是“上音之花”。“一定要学技术，没有技术寸步难行！”冷雨钻进脖领的时候，王西麟对自己说。
要写交响乐，先要写一部四重奏。大四下半学期，王西麟用三个月研究四重奏的技术，用25天写出三个乐章的《弦乐四重奏》，虽然水平不比因“梁祝”而名声大噪的何占豪的同类作品低，但何的作品能在全校演出，《弦乐四重奏》却只在系内做了两次讲座。
潘多拉的盒子就此打开。王西麟迷上了作曲，他相信只有个人奋斗才能自己救自己。“四重奏”证明，在创作前先独立解剖大师的作品是切实可行的。王西麟一生的苦修从此开始。
落难山西：管不住的嘴
四支竹竿立起，破布周遭一围，几盏汽灯在风中摇曳。台下两堆火，看戏的人坐在土疙瘩上，前心烟熏火燎，后心被山风吹得冰凉。1970年代的山西，白天只能唱样板戏，老百姓不爱听。土剧团要吃饭，只能钻到山沟里，半夜搭台；只要有戏听，下大雨老百姓都不走。
“一颗明珠土内藏，千年未曾放豪光，我是南朝一员将，大破幽州落番邦。”《乾坤带》里杨八郎的唱腔让王西麟悲从中来。他钻出人群，裹紧破大衣，爬到附近的山包上。向下看，铿锵的锣歌被风吹得走了样，鬼火一样的汽灯仿佛随时都会熄灭，台上的悲欢离合让台下看得发痴。
“陈子昂就是这样‘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关汉卿大概也这样吧。”那一刻，王西麟觉得一千年的悲怆都在自己身上。转眼已是下放山西的第十个年头，自己刚过而立之年，牙已经掉了一颗，希望尚不知在几千几万里以外的地方。
1962年，王西麟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央广播交响乐团。到岗即失望，乐团以伴奏和为广播节目配乐为主，根本不搞交响乐。1964年，“给领导干部下楼洗澡”的“社教运动”进入尾声。经领导一再启发，年轻的创作员终于没忍住，自以为有理有据地批评中央广播局“民族化、群众化、广播电视化”的文艺方针。
厥词一出，先是开除共青团，下放郊区劳动一个月，继而被定性为“内部专政人员”。28岁的王西麟吓得瑟瑟发抖，自觉自愿地深挖“阴暗心理”：看到红色和毛主席像都害怕，睡梦中父亲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床头……越交代越糟糕：此人不能在北京的喉舌部门工作，下放山西。
“三千个农民才能培养一个大学生，我太糟糕了！”带着洗心革面的决心，王西麟来到只有三四十人的雁北文工团。没有钢琴，没人识五线谱，王西麟重新拉起手风琴，无非《十二把镰刀》、《大海航行靠舵手》。
王西麟实心实意要把每个人当作好人，给他们讲课、打饭、打洗脚水、扫地、扫厕所，扛最沉的道具箱子，爬上浮土寸许的土礼堂横梁挂幕，争当“五好”队员……白天干苦活赎罪，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做复调习题。“业务千万不能丢。”王西麟告诉自己。
批评交响乐“民族化”的王西麟，此时认真学起民间音乐，用以歌颂“三面红旗”和当地先进。《藏寨大合唱》共七个乐章，有前奏、有尾声，配器讲究，旋律雄浑，在当地传唱一时，它的作者却越来越看不到希望。1965年冬天，下放已整整一年，回北京的事却没人提，王西麟开始整宿说胡话，大喊大叫，被确诊为“神经官能症”，住进医院。
住院第六个月，“文革”开始，王西麟的档案公布。人们很快知道他攻击过党的文艺方针，是被北京的单位开除的。一队人马冲到医院，戴高帽、挂黑牌、大会小会、文斗武斗，折腾半年，大串联开始，王西麟被革命群众暂时遗忘。他趁乱坐火车跑到太原，土黄色的大街小巷满是国家副主席被极度丑化的长脸漫画。
省歌舞团的革命群众发现一个不知从哪里跑来的大个子，会拉手风琴，能指挥，会作曲，在派系争斗中为本派说话，拉他入了伙。王西麟风光了好一阵，他甚至调出了自己的档案。1955年“肃反”的结论写道：王西麟同志1949年9月参加我军，工作积极肯干，对他的父亲的历史并不清楚，是逐渐了解，逐渐交代的……
档案在手，隐瞒成分的说法不攻自破，王西麟拿着这份法宝回到北京要求平反。可“清理阶级队伍”在这时开始了，王西麟又被卷回大同。
1968年秋，工宣队进驻文工团，大字报再一次铺天盖地：王西麟写的《藏寨大合唱》是毒草，把劳动人民愉快的劳动写得沉重不堪；王西麟教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让我对着空虚的茫茫大海歌唱……
1968年10月28日，夜里11点左右，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王西麟出来！
王西麟穿上裤子趿拉着鞋，刚走到门口，就被黑布蒙上眼睛，毛巾塞进嘴里，麻绳反绑双手。三五个人推搡着王西麟走进一个房间。“脱裤子，脸贴墙站好！”一声大喝，审讯开始：王西麟！最近团里丢了一个箱子，里头有你的档案，是不是你偷的？
王西麟反而不怕了：偷箱子纯属子虚乌有。对方使出杀手锏：“为什么你听《东方红》、看见毛主席像和红色就害怕？”王西麟百口莫辩，只能挨打，两个小时后，下肢皮开肉绽。
大同呆不住了。王西麟把从北京带来的四个喇叭的收音机60块钱卖给一个罪状略轻的“牛鬼蛇神”，穿上最结实的一双破皮靴，准备伺机而逃。逃到哪里去？十几岁当兵归了组织，一想到要当盲流，王西麟心惊肉跳。
从1968年底到1969年底，整整一年，“地富反坏右”们胸前挂着黑牌，一根绳子牵着，从一村跋涉到另一村。天还没亮，大地一片肃杀，方圆几公里只有一列蝼蚁一样的人在冰封的河流上徐行。每到一处，先关进一间小屋，在满屋臭屁味中等待凌辱。批斗时的经典站姿是“喷气式”。一个小时，三个小时，六个小时，汗水吧嗒吧嗒掉在地上，冷不防后面人踢膝盖窝，坏分子一下子趴在地上。
没过多久，跟王西麟一起被揪出的一个人精神失常。王西麟的门牙被打掉，左耳丧失了30%的高频听力。
王西麟（左上）与哥哥、姐姐、妈妈在一起。姐姐后来到新疆劳改，哥哥精神失常。这是全家人为数不多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
长治方舟：千重万重的门
1970年底，命运的手翻云覆雨，晋东南地区的司令员要跟着大形势搞样板戏。但晋东南歌舞团没一个人会看谱，有人点拨：大同有个能人……司令员手一挥：这个人我们要了！
临近年关，雁北文工团去平陆县办学习班的卡车即将出发，连人带行李已经装车完毕。突然有人面无表情地在车下喊：王西麟！下车！
王西麟的调令在最后一分钟来了。他被压在一层层的岩石底下，不知道怎样才能透一口气，有人却一句话就把千重万重的门打开。从大同到长治，要坐一天火车、一天汽车。到站时，王西麟蹲在路边失声痛哭。
王西麟成了样板芭蕾舞剧《白毛女》的乐队指挥。经他一阵点拨，过去发不出声音的乐队很快就吹出响亮的曲子。灰头土脸了7年，王西麟又在人群中找到了跌碎已久的尊严。
1970年前后，一批有音乐才能的“破落子弟飘零户”汇集到长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的侄孙，阎锡山大老婆的外孙，各地乐团的下放子弟，能拉提琴、五线谱看得很溜的知青……王西麟是他们的头。
排练小型歌舞演出，排练样板戏，创作若干后来看是“说假话的音乐”，王西麟忙得不亦乐乎。他又能搞业务了，还能跑到北京、上海去看样板戏，甚至有权把会拉大提琴的“反革命分子”后代调进歌舞团。
丁玲也在长治，崇拜者去看她，带回一张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旧唱片。王西麟已经是“自由民”了，丁玲还是反党分子。听着原本属于丁玲的“贝九”，王西麟心头一阵热一阵冷。
很快，团里一位上海姑娘对王西麟表示出明显的好感。但王西麟不想谈婚论嫁，拖拖拉拉三四年，有人来通风报信：王老师，她和别人往大街上去了。王西麟急了，找姑娘谈话，“一说，她马上就过来了。”
这时中央广播乐团的指挥聂中民介绍王西麟认识了李德伦。李德伦读了王西麟在六七年前创作的《云南音诗》和《第一交响曲》，有意把他调到太原或西安大一些的歌舞团去。
1972年到1977年，王西麟的档案在西安、太原的文艺团体转了好几圈，没人愿意接收一个“内专分子”。
王西麟彻底绝望：“算了算了，哪儿也不去了，不让我搞交响乐就算了，我就在长治当中学教师好了。”
在心如死灰的38岁，王西麟结婚了。几天后，夫妻俩就开始吵架，丈夫还是想走，妻子却觉得：长治不错，自己已经是舞蹈队的小头目，丈夫在团里也受尊重，何必折腾？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一人独坐，背着庄子的《逍遥游》，王西麟经常流下又咸又凉的眼泪。
“文革”结束：叫不醒的人
1978年，中央乐团指挥韩中杰挖掘新人新作，选中了王西麟1963年创作的《云南音诗》。那年夏天，王西麟终于在中央乐团的新作品音乐会上听到《云南音诗》的第一个音符。掌声像除夕夜的爆竹，清脆热烈，持续不断。那是他生平第一次被介绍给中国音乐界。
3个月后，《云南音诗》被安排在北京民族宫大剧院作为“国庆音乐会”的曲目正式公演——3年后，全国首届交响乐作品评奖，《云南音诗》得了一等奖；半年之后拿到500元奖金，20年来王西麟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
1978年冬天，李德伦牵线，王西麟调到北京歌舞团，身上的黄棉袄还是1956年上军乐学校时部队发的。
多少个夜晚，王西麟梦到自己跋山涉水，上天入地，却怎么也回不到北京。心惊肉跳地睁开眼，发现自己睡在北京的一栋筒子楼里，才长舒一口气。北京是回来了，可14年青春一去不复返。14年，别人可以做多少事情？
1981年，王西麟参加黄健中和陈凯歌执导的电影《一叶小舟》的拍摄。全剧组都知道：“王作曲”睡觉大喊大叫，跟人辩论，有人物，有情节，有高潮。他们不叫醒他，在他床头围了一圈，看他叫喊，长久作为笑谈。
从1980年代起，中央乐团的前键盘手梁和平就是王西麟为数不多的莫逆之一。1990年代，有了家用DV，梁和平开始有意识地记录长他18岁的老友。
“文革”甫一结束，各种新鲜理论扑面而来，王西麟发现很多东西自己都不会。世界交响乐早已翻过古典音乐那一篇，而自己仅有的一点现代音乐知识还是工作后在资料室里听到的马尔蒂努《第六交响曲》、阿什卡伊《弦乐和定音鼓的交响乐》。
梁和平记得，自己当年迷即兴演奏，整个乐团的人都说他弹的是噪音，偶尔来团客串作曲的王西麟却对他的录音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42岁那年，王西麟开始自学现代作曲技巧，学勋伯格、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潘德列斯基……创作于1982年的交响组曲《太行山印象》第四乐章《残碑》里，12音体系已经运用自如：乐队铺垫出冷峻的背景音，巴松呜咽吹出的哭坟调子，似乎随时都会被冰冷的空气冻住，被凛冽的山风吹散。这段音乐的灵感来自1970年代，王西麟在长治最偏僻的乡下，看梆子老戏的经历。
学习、创作外，女儿是惟一的寄托。为了学钢琴，女儿无数次挨爸爸的狠揍，早已不睦的夫妻关系雪上加霜。妻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干得有滋有味，丈夫认为舞蹈终归是碗青春饭，应该及早转行，她响应不热烈，争吵越来越多，越来越凶……
在梁和平的影像里，十次有八次王西麟都语无伦次。“他特别敏感，别人眼神言语中一丁点不信任都会被他捕捉到。他极力想把话说明白，嗓门越升越高，话越说越急，越说越乱。”梁和平回忆。那是王西麟的典型症候：情绪极易亢奋、焦躁，与人稍有龃龉，就仿佛回到百口莫辩的挨整时代。
中年苦涩：疯子的歌
王西麟品味中年苦涩的时候，年轻的第五代作曲家已经开起了个人专场音乐会。谭盾、瞿小松、郭文景、何训田……“谁拉到钱谁就能开。”每一场音乐会对王西麟都是不小的刺激。
王西麟把年轻人的乐谱拿来学习，羡慕，可也不满足：年轻人会很多新技术，但其中也有不少“小杂耍”。“我铆足了劲，想把自己文化上的苦说出来！”王西麟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1985年，北京交响乐团从北京歌舞团独立，需要开门作品。王西麟主动请缨，不被理会。离演出只有一个月，原定作品流产，王西麟临时救场，写出交响诗《动》和《吟》。
《动》是快板，《吟》是慢板。《吟》的灵感来自大同云岗石窟。1960年代下放雁北文工团，王西麟看过那些佛像，不过他看到的不是极乐大同，而是大佛高高耸立，小佛不及人的手掌大，围成一圈，佝偻着背，抬起莲花宝座。“这就是人间社会：大官、小官、大佛、小佛、等级森严，我就是被莲花宝座压在底下的那个……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庙堂。”王西麟对自己说。
乱哄哄的铜管表现出庙堂的阴森，原本低沉的木鱼变奏成神经质的高音。善男信女进庙烧香，脸上的表情似哭似笑。顷刻之间，管弦齐奏，那是黑夜中鬼魂造反的喧嚣。
王西麟想写一首疯子的无调歌，这样的意图自然无法直接表达，于是叫《吟》。在当年的新作品评奖中，有人听出它是“伤痕音乐”，不能参评。
《太行山印象》、《动》和《吟》小试牛刀，王西麟憋着劲，要写一部更大的作品。最初的动机出现在1968年，王西麟被人押着，挨村游斗，心里想的却是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跋涉的十二月党人。
要为苦刑犯写一部大悲剧！多年以来，这个念头在王西麟的脑海里时隐时现，直到1986-1988年，他辗转获得几件法宝：波兰作曲家潘德列斯基的《为了52件弦乐而做的挽歌——献给广岛殉难者》和《第一交响曲》、约翰·亚当斯的管弦乐作品《和声学》。
1989年夏天，王西麟闷在福州一家溽热的小客栈，潜心研究《为52件弦乐而做的挽歌》。这个只有8分26秒的作品尝试用传统乐队表现电子乐队的效果，12把小提琴发出极高的声音，与中提、大提低沉的轰鸣形成强烈反差，仿佛世界末日一般。在潘德列斯基之前，没人听过这样的音乐。
现代作曲的记谱方法完全变了，五线谱被或粗或细的黑杠取代，黑三角朝上朝下；每个记谱符号的含义、乐谱中或长或短的理论提示，王西麟都要找字典来查，弄通文法，分析乐理。他把研究心得写成论文，多年以后拿给潘德列斯基看。潘氏发现：这位中国同行的分析跟自己的乐思高度吻合。
正式开始创作，王西麟的脑海里整日翻腾各种声音、画面、事件：
1975年，在晋东南歌舞团的公用电视里看到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被苏联驱除出境；1987年读到《古拉格群岛》；肖斯塔科维奇用《第十三交响曲》再现俄国妇女在冰天雪地里排几个小时的队买菜；闻一多在《静夜》中发出的呐喊：“静夜！我不能受你的贿赂。谁希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创作的四幕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里，疯子跟沙皇的对骂；扬州八怪笔下的疯汉，一身烂絮，首如飞蓬，唯独双眼雪亮；罗丹的雕塑《老娼妇》展出，她乳房干扁，满脸皱纹。
所有这一切，都被王西麟凝固在《第三交响曲》里。
1991年，王西麟自筹资金开了第一次个人专场音乐会，《第三交响曲》首演。第三乐章《慢板》，王西麟用乐队和低音长笛配合，成功地表达了他多年的人生体验：寒夜好像被冰冻住了。
音乐会后不久，王西麟离婚了。
王西麟很庆幸自己在军乐队学的是手风琴，因为通过键盘乐器可以学到更多的乐理知识。 （受访者/供图）
《第四交响曲》：不该说的话
梁和平记录下来的影像资料里，有一场空前绝后的音乐会。
在王西麟五十几平米的家中，瑞士小提琴手斯特雷夫（Egidius Streiff）站在局促的客厅兼书房里拉琴。王西麟坐在沙发上，用一张嘴代替整个乐队，“嘀嗒嘚，嘀嗒嘚”地伴奏。三五听众围坐四周，一曲终了，人们鼓掌，作曲家和小提琴家彬彬有礼地谢幕、返场。
1999年，台湾交响乐团团长陈澄雄邀请王西麟创作一首交响乐，表达他对即将过去的20世纪的看法。这是王西麟《第四交响曲》的由来。一切顺利，北京市文化局也很支持，甚至给王西麟供职的北京交响乐团划拨了40万经费，要为王西麟办一场个人专场音乐会，在音乐会上将演奏《第四交响曲》和《小提琴协奏曲》等若干曲目。北京的思想界、理论界对这场音乐会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中国青年报》编辑卢跃刚专门在中国音乐学院为王西麟张罗了一次百余位京城名流参与的座谈会。
会上，王西麟放了10年前创作的《第三交响曲》，之后即席演讲，一张嘴就刹不住闸。王西麟就“20世纪最大的悲剧”说了一句在别人看来“当时不该说的话”。
第二天，王西麟一到乐团就被告知：王老师，文化局让您去开会。“不去，马上要排练了！”王西麟低头走进排练厅，却发现指挥谭利华没来，说是生病住院。
演出在即，王西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面给朋友打电话另找指挥，一面撸胳膊挽袖子打算自己客串。指挥棒抬起又落下，没有一个乐手响应。王西麟这才回过味来。
文化局催开会的“十二道金牌”又来了。王西麟叫来已到京为《第四交响乐》做准备的斯特雷夫、自己在《中国日报》社工作的加拿大裔太太和作曲家瞿小松的妻子吴澜，驱车前往文化局。吴澜当时在为瑞典拍一部关于中国音乐家的纪录片，此时她冒充王西麟的外甥女，提着摄像机，走进文化局执法科的办公室。
一行人做好了据理力争的准备。王西麟质问“为什么不让我演”，跟女公务员发生争执，对方一度要叫保安。10分钟谈话很快结束，音乐会取消了。回程时，激动过后的王西麟开始难过。两三天之后，梁和平接到电话：晚上你带着机器来，我们家有一场音乐会。
2001年，中国爱乐乐团邀请“20世纪最后的作曲大师”、“活着的贝多芬”潘德列斯基来京演出。王西麟在上海音乐学院上学的女儿知道这个消息，打电话回家：潘德列斯基来了，你想办法把你的曲子拿给他看，如果他不赞赏你，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王西麟辗转打听到潘德列斯基所住酒店的房间号码，拨通，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你还记得我吗？我是王西麟，我最近写了一首交响乐，可以请你看看吗？
谱子送过去，第二天通电话，“作品很棒！快来！”潘氏向王西麟允诺，他会说服中国爱乐乐团由他本人演出此曲。王西麟大喜过望，可是过了几天也没有下文，后来知道，“爱乐”不愿冒此风险。作为补偿，潘氏给王西麟写了一封角逐格莱威米尔作曲大奖的推荐信。但信寄出去的时候，这年的评选已经截止。
《第四交响曲》雪藏4年，2004年由王西麟的学术知己、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杨立青在“上海之春”音乐会悄悄上演。一年之后，CCTV-3《音乐人生》为王西麟录制了50分钟的专题节目。2006年，北京文化局找到王西麟，提出为他办一场个人音乐会，《第四交响曲》在京首演。
有人在网络上发表评论：“第四”非但不美，听的时候甚至给人痛苦的感觉，但这些都不能掩盖作品的艺术和社会价值。正如德国作曲家艾斯勒评论勋伯格的音乐“有一种绝望的基本音调”，“不使人舒服，不崇高”；勋伯格“没有使他出生的社会秩序变形，他没有将它美化，他没有给它涂脂抹粉。他在他的时代面前举起了一面镜子。镜子里所照出的是不美的，但却是真实的”。
2008年“第四”在罗马演出，一位意大利雕塑家说：“‘第四’里面有三个人：有爱心的人、愤怒的人、怀疑的人。”
尾声：打不破的主旋律
《第四交响曲》这一波三折的悲喜剧，既不是王西麟音乐生涯中的第一出，也不是最后一出。1980年批评“聂耳冼星海道路”，1988年在专业期刊上撰文检讨“毛的文艺路线”，都曾让他错失可能受重用的机会；甚至多年来在国内音乐学院谋不到一个哪怕是讲师的教职。
1990年代，王西麟教过不少“黑课”。音乐学院的年轻人上门拜师，王西麟几十个课时教下去，有些学生整理课堂笔记拿去在学术期刊发表，有些在王西麟的辅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有人连续三次在国际作曲大赛中拿到名次，但极少有人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是王西麟的学生，论文中也绝口不提王西麟的名字。
2005年10月，王西麟接到《人民音乐》和音乐家协会的座谈会邀请，这样的邀请他已经多年没收到了。每位与会者的桌前放了一页纸，当日的讨论主题清楚地写在上面：深入开展主旋律创作。
一看题目，王西麟的血就往头上涌。2002年，第五代知名作曲家郭文景应邀创作了大型交响乐作品《东方红日》，王西麟正在香港演出，刚到广州就从报纸上读到对《东方红日》的大幅报道：第一乐章《日出》、第二乐章《春天》、第三乐章《新时代》，分别采用《东方红》、《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作为创作动机；第四乐章《伟大复兴》则采用《国歌》为创作主题。
王西麟三次把索尔仁尼琴写给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的信抄下来，寄给郭文景。信中有言“通常，为了艺术的艺术是存在的，但这偏偏不是俄罗斯的传统。在俄罗斯，这种艺术不会留下感激的记忆。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有着另外一种传统，即我们总是要求本国的天才置身于人民的苦难之中。”
三封信不见回声，王西麟在《人民音乐》撰文表达自己的意见，立刻引发舌战。他的激烈言辞被对方抓住，作为反击炮弹：日丹诺夫式的思维，用死人的白骨打人，干涉他人创作自由……
《人民音乐》和音协的座谈会，让王西麟想起三年前的论战，在头脑中盘旋了几年的话脱口而出：一个领袖一首简谱歌的时代早该过去了……
一位老作曲家第一个站起来反对，另一位作曲家温和地开腔：平时我跟西麟交流很多，但他的这个观点我持保留意见。
其实，王西麟想强调的是回归音乐本身。
2010年，最新作品《钢琴协奏曲》和《喜剧的对话》在瑞士获得热烈反响，王西麟满心希望，回国之后会有人请他讲学，他甚至打电话毛遂自荐。一家权威音乐学院的掌门人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我们不敢请你讲，你的作品可以听，话就不要说了。
“你应该向肖斯塔科维奇学习，把真话放到音乐里，为了生存，在生活中可以说假话。”苏立华多次相劝。
“寂寞孤立是强大的，人是软弱渺小的，偶尔两者的力量对比会发生逆转，但瞬间即逝……我微弱的不甘不屈都是被迫的。”王西麟摇头苦笑。
“我的第一交响曲首演是37年之后，莫扎特也只活了36年！1997年我创作的交响合唱《国殇》迄今十四年还没首演。‘第四’、‘第五’首演是五年后，已经算最顺利的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正式出版过一张唱片。”在网上看到国家大剧院重金约请三位国外作曲家来华采风、作曲，王西麟又忍不住感慨。
2011年末，在中国的第五次个人专场音乐会举行一个月之后，王西麟意外收到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清华大学学生会的演讲邀请，这是十年未有的事情。
每次不过五六十个听众，王西麟却要悉心准备好几天。在清华的演讲，安排在周日晚上，教室很冷，王西麟从7点讲到10点。两个学生给他看了两样东西，让他大吃一惊：一是香港出版的他1980年代创作的器乐流行作品的塑胶唱片，那作品他自己都早忘了；一是从网上搜集的各种关于他的信息，A4纸打印，有目录，两厘米厚。很多资料王西麟自己都没看到过。
（原载2012年1月12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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